“孩子，前些天媒人来家里面给你大哥介绍了个对象，你也知道咱们家穷，要是不早点给你大哥把亲事定下来……”。二十来岁的“老刘”从母亲的欲言又止里面尝出的苦涩滋味从嘴角蔓延到全身，最后化作眼角的湿润和心尖的颤抖。以后的日子里，老刘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把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拿在手里反复的看，那格外显眼的大字，那火红火红的梦啊！
老刘没去上高中，以全县前十的成绩去了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后成为了村上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80年代的刘官村小学还是方圆周围的“名校”，教室是一排整齐的砖窑，设一到五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教室依次排开，旁边是两个教师办公室。这里最多的时候聘请了五个教师，招收二百多学生。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到这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淳朴老实的农村人还在几亩干旱、贫瘠的山地里刨“口粮”，贫穷像藏在庄稼人头发丝里面的虱子掐不死，也甩不掉。但是，淳朴老实的农村人坚信，知识是改变穷苦孩子命运的唯一出路。
学校开学的时候，老刘收到过各种各样的“学费”，鸡蛋、土豆、小米，望着面前局促不安的家长，老刘总是平静的收下，用自己的工资先为他们先垫上，等收成了，再由家长把剩余的钱补上。
“那时候条件多苦啊，你们现在哪吃的了那个苦”。这是老刘在后来的教学过程中经常给学生说的一句话，“那会还没用上电，冬天天亮的迟，教室里面黑，那些学生就一个个站在教室外面读书，小手冻的通红。他们现在也都有出息，有一路念到博士现在在大学当教授的，还有移民国外的”。
后来，随着进城打工的人员越来越多，学校里的孩子越来越少，学校里的老师也各自奔“前程”去了，学校的老师就剩老刘一个人了。老刘一个人带了两个年级，五个孩子。为了方便管理，老刘把两个年级放在一个教室，给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要求另一个年级的在旁边写作业，有时候往往高年级的学生答不出来的问题，低年级的同学倒是对答如流。
其实，乡里的教干已经找老刘谈过几次话了，传达了县里要求乡上撤校合并的指示，但老刘一直拖着，他心里清楚，这几个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面是爷爷奶奶在照料，乡上的小学距村上有二十来里路，没人接送，村上小学一撤，这些孩子肯定是要辍学的，怎么也要让这些孩子从学校毕业。
等到这几个孩子毕业，曾经“无比辉煌”的刘官村小学正式成为了历史。这个曾承载着无数人梦想，激扬无数人青春的地方在时间的裹挟下迅速衰老、死亡、腐烂，散落了一地的长叹。
老刘进城了。刘官村小学撤校后，老刘被教育局调到了县城里去教学。这个老牌的“师范生”，乡里的“优秀教师”在新的岗位上却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第一就是学校要求的普通话教学。活了半辈子的老刘哪里说过什么普通话，张口就是方言，一嘴的“土味”，虽然教育局也曾安排过很多次培训，但几十年的语言习惯哪是那么容易就改变的，站在会议室舞台上，老刘张口就是“大家好，我是（sì），不对，是是（sì）……”一张老脸憋的通红，惹的台下哈哈大笑。
第二是学校要求的多媒体教学。“囡囡，你快过来给爸看看，这个怎么打不出来”。“你按错键了”。“唉，怎么不动了？”“卡住了，重启一下”。类似这样的对话在老刘和女儿之间经常发生，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浪潮中，老刘像一个生涩的水手，时不时便要面临“翻船”的危机。
很快，老刘便找到了自己发挥的舞台，成为一名思政课老师。课上，老刘引经据典，配上蹩脚的“陕普”，讲起课来，像是在说相声，经常引得学生直呼精彩，从此老刘也成了学校里的“红人”。
退休后的老刘不甘寂寞，在家门口办起了“小学堂”，一块小黑板、几张小凳子便组成了老刘的知识课堂，在孩子们兴奋和渴望的眼神里，老刘像一支蜡烛热烈的燃烧着。 张妮